台灣律師國考 400 分門檻始末:從錄取人數驟降到零淘汰的四年演變

2018 年,台灣考選部在律師國家考試中加了一道「核心科目滿 400 分」的及格底線。新制上路第二年(2019 年),就有 355 名總成績已經排進錄取名額(前 33%)的考生,因為核心科目差了幾分被直接刷掉,讓當年律師及格人數跌到 549 人的低點。

然而短短兩年後,2021 年底舉行的律師考試放榜,及格人數一口氣衝回 940 人。考選部更在榜示新聞稿中宣布:該年度沒有任何一人因為 400 分門檻落榜。

此後幾年,每年及格人數都穩定維持在 900 人以上,2025 年更以 1,042 人創下歷史新高。門檻規定雖然還寫在法規裡,每年遭否決的考生只剩 10 至 21 人,實質上幾乎不再淘汰任何人。

這道曾經淘汰三分之一考生的及格底線,在四年內實質退化。這場考選制度實驗的演變,源於 2011 年的二試改革。


2011 年二試改革與錄取人數暴增

在 2011 年(民國 100 年)以前,台灣律師考試每年的錄取人數大多落在 300 至 500 人之間。2011 年考選部推動重大制度變革,把原本一試定生死的律師高考改為兩階段考試:

當時的及格規則是純粹的相對排名(常模參照):只要第二試總成績排在全程到考人數(選試制度實施後則為各選試組)的前 33%,就能拿到律師證書。因為兩階段各自抓前三分之一,前後相乘下來(33% × 33%),全體到考考生的實質及格率大約落在 10% 左右。

新制實施第一年(2011 年),律師錄取人數直接衝破 900 大關,達到 963 人;接下來的 2012 至 2017 年間,每年及格人數也穩定維持在 800 至 900 人(例如 2016 年 860 人、2017 年 924 人)。這段每年產出近千名新科律師的時期,被台灣法學界稱為「大錄取時代」。

錄取人數翻倍很快引起執業市場反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現全國律師聯合會)與資深律師發出警訊:市場案源並未跟著倍增,年輕律師找實習事務所越來越難,不僅出現低薪實習,甚至傳出「倒貼實習」與「流浪律師」現象。部分實務界人士也批評,少數新進律師連撰寫起訴書或答辯狀都漏洞百出。

於是,律師公會與實務界開始向考試院與考選部施壓,要求政府祭出「總量管制」,把每年新進律師的人數壓下來。


2017 年的政策夾縫:用 400 分底線代替名額管制

面對律師界的減額壓力,考選部卻卡在一個根本的制度夾縫裡:律師考試在法律定位上屬於檢驗基本執業能力的「資格檢定考試」,既不能像公務員任用考直接鎖死錄取名額,又不像醫師國考有源頭招生管制。

公務員高普考或司法官特考屬於「任用考試」,政府開幾個缺就依排名錄取幾人;而醫師國考雖是資格考、及格率常年維持在 80%~90%,但衛福部與教育部早在大學招生端就嚴格鎖死每年約 1,300 名的醫學生總量,無須靠後端國考卡人。

反觀法律界,教育部對大學廣設法律系所並無名額限制,每年有數千名畢業生湧入考場;而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與憲法對人民工作權、應考試權的保障,考選部在沒有法律明確授權下,也不能直接宣布「每年只錄取 500 人」。

既然前端管不了大學招生,後端又不能直接砍錄取率,考選部在 2017 年 8 月端出了一個折衷方案:修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保留「前 33% 及格」的相對排名,但額外加上一道絕對分數底線(標準參照)。

新規定要求:自 2018 年起,第二試扣除國文(100 分)與選試科目(100 分)後,四大核心專業科目(滿分合計 800 分)總分必須達到 400 分(即核心科目得分必須過半,相當於百分制平均拿 50 分)。如果核心科目不到 400 分,就算加計國文和選試科目後的總成績排進前 33%,依然算不及格。

NOTE

考選部官方給出的修法理由是「確保錄取人員具備核心法學素質,避免考生只靠衝高選試科目與國文分數就過關」。在分分計較的相對排名中,選試科目多拿 15 至 20 分往往就能把總名次往前推升數百名,抵銷核心法科的失誤;但在法律界看來,這項改革其實是「形式上設及格標準,實質上做總量管制」,目的就是把每年八、九百人的錄取規模壓下來。


2018–2020 年:缺乏分數等化的衝擊與街頭抗爭

2018 年(民國 107 年)新制上路後,這道 400 分門檻立刻大幅壓低及格人數,並在接下來兩年引發台灣法律國考史上最密集的抗爭:

考試年度(民國/西元)第二試及格人數第二試及格率因 400 分門檻被刷下人數(總分前 33% 但未達標)門檻實質衝擊強度
105 年(2016)860 人9.87%不適用(舊制無門檻)無門檻(基準期)
106 年(2017)924 人9.98%不適用(舊制無門檻)無門檻(基準期)
107 年(2018)759 人8.58%107 人首次發威,錄取人數明顯下挫
108 年(2019)549 人6.12%355 人淘汰人數達到頂峰,及格率創歷史新低
109 年(2020)650 人6.76%約 300 人持續高壓,引爆大規模法律訴訟與抗爭
110 年(2021)940 人10.32%0 人門檻瞬間失效,考選部公告無人被否決
111 年(2022)913 人9.77%10 人人數維持 900 人以上常態
112 年(2023)988 人約 10.0%21 人創當時近八年錄取人數新高
113 年(2024)980 人約 10.2%18 人錄取人數穩定維持千人左右
114 年(2025)1,042 人約 9.9%15 人及格人數創歷史新高,否決人數仍屬零星

註:107–109 年(2018–2020)為官方公布的「核心科目未達 400 分」人數;111 年(2022)起官方統計僅列「全程到考且遭否決」合計,含單科 0 分等其他否決事由。

2018 年首戰有 107 人因門檻落榜,及格人數降到 759 人。換言之,若無這道門檻,當年原本會錄取 866 人(與往年相當),但排在錄取圈內的 107 人硬生生被剔除。

到了 2019 年(民國 108 年),考題偏難加上閱卷給分未隨難度調整,多達 355 名總分排在前 33% 的考生被 400 分紅線刷下,全年及格人數驟降到 549 人,占全體到考考生的實質及格率從往年約 10% 跌到只剩 6.12%。2020 年(民國 109 年)也有 約 300 人(實際差額 294 人)因此落榜。

為什麼一道固定的 400 分底線,會讓每年的及格人數劇烈起伏?

如果是選擇題為主的客觀測驗,答案標準固定,分數代表的答對題數是固定的;但律師二試是純粹由大學教授評分的申論題,沒有標準答案,每位委員的心證與給分標準每年都在浮動。今年出題偏難、閱卷手緊,明年考題常態、給分偏寬,每一年原始分數代表的實力並不相同。

在缺乏「分數等化(Test Equating)」技術校準難度的情況下,直接用固定的 400 分門檻評斷不同年度考生,問題立刻浮現。

對比美國與日本的法律執照考試,就能看出台灣制度在測量學上的缺失:

比較項目台灣律師考試二試美國 Uniform Bar Exam(UBE)日本新司法試驗
主要測驗形式純主觀申論題(四大核心共 800 分)客觀選擇題(MBE,占 50%)+主觀申論題(占 50%)短答式(客觀)+論文式(主觀申論)
及格標準性質絕對分數門檻(四大核心須滿 400 分)各州自訂絕對標準分(如 266 或 270 分)總點數合格線(每年由判定委員會決定)
分數等化(Equating)無任何等化機制,直接採用閱卷老師原始給分(Raw Score)具備精密等化機制,以客觀 MBE 題庫進行跨年度常模校準轉換採標準分(得點等化)處理,消除不同科目與閱卷委員的給分落差
閱卷主觀性控制僅採雙閱制(差距過大時三閱),無法解決全體委員集體手緊或手鬆的系統性偏差申論題評分會錨定於該梯次考生的 MBE 表現進行加權縮放透過統計轉換公式將各科論文原始分數標準化

在教育測量學中,若要規定「考滿幾分才算及格」,前提是不同年度的 400 分必須代表同等的實力。

美國 UBE 之所以敢劃定 266 或 270 分的及格線,是因為一半分數來自全國統一的選擇題庫(MBE),由專業機構(NCBE)用跨年度錨定試題校正難度,連申論題也會依當屆選擇題表現加權縮放;日本新司法試驗也會把原始分數轉換成標準分,抵銷不同科目或老師給分鬆緊的落差。

(自 2026 年起,美國各州正陸續改採科目組合與配分不同的 NextGen UBE,本節對照以現行 UBE 為準。)

反觀台灣律師二試,800 分的核心科目全為開放式申論題,每年由不同教授輪流出題、批改。考選部雖設有「差距過大時找第三人重閱」的雙閱制,但只能抓出單一老師的極端給分。

一旦某年考題偏怪,或整組委員都習慣把及格邊緣打在 40~45 分,全體考生的「原始分數(Raw Score)」就會集體下探。在沒有標準分轉換的情況下,考題難度與閱卷鬆緊的浮動風險,就全數轉嫁由考生承擔。

這三年間,落榜考生組成了自救會走上街頭,到考選部與立法院陳情,質疑「拿 399 分的人就沒有法律專業,拿 400 分的人就有專業?」立法委員也在公聽會上引述相關研究質疑,在申論題難度無法精確控制前,以絕對分數作為決斷標準欠缺測驗信效度。

多位落榜考生更集體提起行政訴訟,控告考選部突襲修法違反信賴保護與比例原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 年度訴字第 1236 號判決)與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733 號判決最後雖認定考試方法的決定涉及考選專業判斷,屬法院應予適度尊重的考試權核心領域,判考生敗訴定讞,但連年的抗議、質詢與監察院調查,已讓考選機關與法學界承受極大壓力。


2021 年大逆轉:及格門檻怎麼在一夕之間失效?

2021 年(民國 110 年)底舉行的律師二試,因為新冠疫情延後到 2022 年初才放榜。榜單公布那天,錄取結果出現急劇轉折:該屆及格人數直接從前一年的 650 人跳升到 940 人,而且考選部正式公告,當年沒有任何一位排進前 33% 的考生因為 400 分門檻落榜。

法規條文未改,淘汰人數卻在兩年內歸零。考選部並未承認放寬評分,但當 400 分成為紅線後,考生與閱卷端都調整了應對方式。

考生防守策略是漸進適應,而閱卷端心態的轉變,則是解釋淘汰人數在 2021 年突然歸零的關鍵假說。這場轉變可從三個層面觀察:

1. 考生與補習班的防禦策略(拉高核心科目基本盤)

在 2018 年以前,不少考生採取「單科突破」策略:花大量時間把智慧財產法、勞動社會法等「選試科目」衝到 60、70 分以上,用來彌補商事法或公法等弱科的低分。

400 分門檻上路後,選試科目考再高都救不了核心科目的不及格。經過兩三年的淘汰洗禮,考生與國考補習班演化出高度標準化的防守策略:

2. 評分通膨與防禦性給分(解釋淘汰歸零的主要假說)

然而,補習班與考生的策略調整早在 2019 至 2020 年就已展開,卻未能阻止 2020 年仍有約 300 人遭淘汰,這顯示單靠考生端的調整,無法獨力跨過逐年浮動的評分尺規。2021 年淘汰人數能夠直接歸零,從既有線索推論,最關鍵的變數在於:閱卷教授的心態轉變了。

台灣法學界圈子不大,2018 至 2020 年間被 400 分刷掉的數百名考生裡,不乏頂尖大學法研所的高材生,甚至就是閱卷教授自己在學校帶的助教或指導學生。當考生連年抗議「殺手老師給分太狠導致整組考生滅頂」、監察院介入調查、行政訴訟不斷時,閱卷教授在評分時也背負著決定考生命運的沉重壓力。

由此推論,2021 年前後,命題與閱卷端出現了關鍵的自我修正:出題委員避開容易讓考生集體陣亡的偏怪題,回歸傳統主流爭點;閱卷委員之間也逐漸形成「防禦性給分」的默契——只要考卷架構完整、爭點有交代,就盡量給在及格線(50 分)以上,例如把過去習慣打 42~45 分的考卷,普遍微調到 50~55 分。

在滿分 800 分的申論題裡,只要每位閱卷老師平均手鬆 5%,全體考生的核心科目總分就會集體上浮 40 分。這股「給分通膨(Grade Inflation)」直接把原本卡在 380~395 分邊緣的考生一舉推過 400 分大關,也最能合理解釋為什麼 2021 年會突然出現「0 人被刷」的逆轉。

3. 為何不乾脆廢除?各取所需的官僚平衡點

既然 2021 年後門檻實質歸零,為什麼考選部既不收緊給分,也不乾脆廢除 400 分規定?從官僚政治的角度推論,現狀其實是讓各方都能下台的平衡點:

在這套默契下,400 分門檻從原本實質篩選的淘汰機制,退化為一道「掛在牆上讓管制派安心、實際上只防範極端低分」的象徵性防線。


後端考試設卡的極限,以及未來兩條路

回頭看台灣律師考試半世紀以來的演變,從戒嚴時期每年只錄取個位數到數十人的特許年代,到 1989 年解嚴後首度大幅放寬錄取率,再到 2011 年的二試 33% 改革,每次放寬錄取名額,背後都是台灣民主化與工商發展對法律人才的實質需求;而每次試圖收緊名額,則是既有執業群體面對市場競爭的保護反撲。

這場制度實驗顯示:在大學法律系招生缺乏源頭總量管制的前提下,光靠後端考試中沒有等化技術的主觀申論分數門檻,無法長期抵擋考生與評分生態的自我調適。

往後看,台灣的律師考選制度大致只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也是目前最可能延續的劇本,就是維持「儀式化共存」——法規繼續保留 400 分門檻,但命題與閱卷維持溫和常態,讓每年錄取人數穩定維持在 900 人以上。

第二條路,如果法律界真的想解決人才供需與素質問題,戰場就不在二試的那 400 分,而在於司法院與考選部研議多年的「法律專業人員資格考多合一(法官、檢察官、律師考選整合)」,以及教育部對大學法律系所的源頭評鑑與減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