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律師國考 400 分門檻始末:從錄取人數驟降到零淘汰的四年演變
2018 年,台灣考選部在律師國家考試中加了一道「核心科目滿 400 分」的及格底線。新制上路第二年(2019 年),就有 355 名總成績已經排進錄取名額(前 33%)的考生,因為核心科目差了幾分被直接刷掉,讓當年律師及格人數跌到 549 人的低點。
然而短短兩年後,2021 年底舉行的律師考試放榜,及格人數一口氣衝回 940 人。考選部更在榜示新聞稿中宣布:該年度沒有任何一人因為 400 分門檻落榜。
此後幾年,每年及格人數都穩定維持在 900 人以上,2025 年更以 1,042 人創下歷史新高。門檻規定雖然還寫在法規裡,每年遭否決的考生只剩 10 至 21 人,實質上幾乎不再淘汰任何人。
這道曾經淘汰三分之一考生的及格底線,在四年內實質退化。這場考選制度實驗的演變,源於 2011 年的二試改革。
2011 年二試改革與錄取人數暴增
在 2011 年(民國 100 年)以前,台灣律師考試每年的錄取人數大多落在 300 至 500 人之間。2011 年考選部推動重大制度變革,把原本一試定生死的律師高考改為兩階段考試:
- 第一試(客觀選擇題):先篩選出全程到考人數前 33% 的考生進入第二試。
- 第二試(主觀申論題):由大學法律系教授出題與閱卷,考科包含四大核心法科(憲法與行政法、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商事法,合計 800 分)與國文(100 分),並於 2015 年(民國 104 年)起正式實施四選一的「選試科目」(智慧財產法、勞動社會法、財稅法、海商法與海洋法,100 分),總滿分為 1,000 分。
當時的及格規則是純粹的相對排名(常模參照):只要第二試總成績排在全程到考人數(選試制度實施後則為各選試組)的前 33%,就能拿到律師證書。因為兩階段各自抓前三分之一,前後相乘下來(33% × 33%),全體到考考生的實質及格率大約落在 10% 左右。
新制實施第一年(2011 年),律師錄取人數直接衝破 900 大關,達到 963 人;接下來的 2012 至 2017 年間,每年及格人數也穩定維持在 800 至 900 人(例如 2016 年 860 人、2017 年 924 人)。這段每年產出近千名新科律師的時期,被台灣法學界稱為「大錄取時代」。
錄取人數翻倍很快引起執業市場反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現全國律師聯合會)與資深律師發出警訊:市場案源並未跟著倍增,年輕律師找實習事務所越來越難,不僅出現低薪實習,甚至傳出「倒貼實習」與「流浪律師」現象。部分實務界人士也批評,少數新進律師連撰寫起訴書或答辯狀都漏洞百出。
於是,律師公會與實務界開始向考試院與考選部施壓,要求政府祭出「總量管制」,把每年新進律師的人數壓下來。
2017 年的政策夾縫:用 400 分底線代替名額管制
面對律師界的減額壓力,考選部卻卡在一個根本的制度夾縫裡:律師考試在法律定位上屬於檢驗基本執業能力的「資格檢定考試」,既不能像公務員任用考直接鎖死錄取名額,又不像醫師國考有源頭招生管制。
公務員高普考或司法官特考屬於「任用考試」,政府開幾個缺就依排名錄取幾人;而醫師國考雖是資格考、及格率常年維持在 80%~90%,但衛福部與教育部早在大學招生端就嚴格鎖死每年約 1,300 名的醫學生總量,無須靠後端國考卡人。
反觀法律界,教育部對大學廣設法律系所並無名額限制,每年有數千名畢業生湧入考場;而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與憲法對人民工作權、應考試權的保障,考選部在沒有法律明確授權下,也不能直接宣布「每年只錄取 500 人」。
既然前端管不了大學招生,後端又不能直接砍錄取率,考選部在 2017 年 8 月端出了一個折衷方案:修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保留「前 33% 及格」的相對排名,但額外加上一道絕對分數底線(標準參照)。
新規定要求:自 2018 年起,第二試扣除國文(100 分)與選試科目(100 分)後,四大核心專業科目(滿分合計 800 分)總分必須達到 400 分(即核心科目得分必須過半,相當於百分制平均拿 50 分)。如果核心科目不到 400 分,就算加計國文和選試科目後的總成績排進前 33%,依然算不及格。
NOTE
考選部官方給出的修法理由是「確保錄取人員具備核心法學素質,避免考生只靠衝高選試科目與國文分數就過關」。在分分計較的相對排名中,選試科目多拿 15 至 20 分往往就能把總名次往前推升數百名,抵銷核心法科的失誤;但在法律界看來,這項改革其實是「形式上設及格標準,實質上做總量管制」,目的就是把每年八、九百人的錄取規模壓下來。
2018–2020 年:缺乏分數等化的衝擊與街頭抗爭
2018 年(民國 107 年)新制上路後,這道 400 分門檻立刻大幅壓低及格人數,並在接下來兩年引發台灣法律國考史上最密集的抗爭:
| 考試年度(民國/西元) | 第二試及格人數 | 第二試及格率 | 因 400 分門檻被刷下人數(總分前 33% 但未達標) | 門檻實質衝擊強度 |
|---|---|---|---|---|
| 105 年(2016) | 860 人 | 9.87% | 不適用(舊制無門檻) | 無門檻(基準期) |
| 106 年(2017) | 924 人 | 9.98% | 不適用(舊制無門檻) | 無門檻(基準期) |
| 107 年(2018) | 759 人 | 8.58% | 107 人 | 首次發威,錄取人數明顯下挫 |
| 108 年(2019) | 549 人 | 6.12% | 355 人 | 淘汰人數達到頂峰,及格率創歷史新低 |
| 109 年(2020) | 650 人 | 6.76% | 約 300 人 | 持續高壓,引爆大規模法律訴訟與抗爭 |
| 110 年(2021) | 940 人 | 10.32% | 0 人 | 門檻瞬間失效,考選部公告無人被否決 |
| 111 年(2022) | 913 人 | 9.77% | 10 人 | 人數維持 900 人以上常態 |
| 112 年(2023) | 988 人 | 約 10.0% | 21 人 | 創當時近八年錄取人數新高 |
| 113 年(2024) | 980 人 | 約 10.2% | 18 人 | 錄取人數穩定維持千人左右 |
| 114 年(2025) | 1,042 人 | 約 9.9% | 15 人 | 及格人數創歷史新高,否決人數仍屬零星 |
註:107–109 年(2018–2020)為官方公布的「核心科目未達 400 分」人數;111 年(2022)起官方統計僅列「全程到考且遭否決」合計,含單科 0 分等其他否決事由。
2018 年首戰有 107 人因門檻落榜,及格人數降到 759 人。換言之,若無這道門檻,當年原本會錄取 866 人(與往年相當),但排在錄取圈內的 107 人硬生生被剔除。
到了 2019 年(民國 108 年),考題偏難加上閱卷給分未隨難度調整,多達 355 名總分排在前 33% 的考生被 400 分紅線刷下,全年及格人數驟降到 549 人,占全體到考考生的實質及格率從往年約 10% 跌到只剩 6.12%。2020 年(民國 109 年)也有 約 300 人(實際差額 294 人)因此落榜。
為什麼一道固定的 400 分底線,會讓每年的及格人數劇烈起伏?
如果是選擇題為主的客觀測驗,答案標準固定,分數代表的答對題數是固定的;但律師二試是純粹由大學教授評分的申論題,沒有標準答案,每位委員的心證與給分標準每年都在浮動。今年出題偏難、閱卷手緊,明年考題常態、給分偏寬,每一年原始分數代表的實力並不相同。
在缺乏「分數等化(Test Equating)」技術校準難度的情況下,直接用固定的 400 分門檻評斷不同年度考生,問題立刻浮現。
對比美國與日本的法律執照考試,就能看出台灣制度在測量學上的缺失:
| 比較項目 | 台灣律師考試二試 | 美國 Uniform Bar Exam(UBE) | 日本新司法試驗 |
|---|---|---|---|
| 主要測驗形式 | 純主觀申論題(四大核心共 800 分) | 客觀選擇題(MBE,占 50%)+主觀申論題(占 50%) | 短答式(客觀)+論文式(主觀申論) |
| 及格標準性質 | 絕對分數門檻(四大核心須滿 400 分) | 各州自訂絕對標準分(如 266 或 270 分) | 總點數合格線(每年由判定委員會決定) |
| 分數等化(Equating) | 無任何等化機制,直接採用閱卷老師原始給分(Raw Score) | 具備精密等化機制,以客觀 MBE 題庫進行跨年度常模校準轉換 | 採標準分(得點等化)處理,消除不同科目與閱卷委員的給分落差 |
| 閱卷主觀性控制 | 僅採雙閱制(差距過大時三閱),無法解決全體委員集體手緊或手鬆的系統性偏差 | 申論題評分會錨定於該梯次考生的 MBE 表現進行加權縮放 | 透過統計轉換公式將各科論文原始分數標準化 |
在教育測量學中,若要規定「考滿幾分才算及格」,前提是不同年度的 400 分必須代表同等的實力。
美國 UBE 之所以敢劃定 266 或 270 分的及格線,是因為一半分數來自全國統一的選擇題庫(MBE),由專業機構(NCBE)用跨年度錨定試題校正難度,連申論題也會依當屆選擇題表現加權縮放;日本新司法試驗也會把原始分數轉換成標準分,抵銷不同科目或老師給分鬆緊的落差。
(自 2026 年起,美國各州正陸續改採科目組合與配分不同的 NextGen UBE,本節對照以現行 UBE 為準。)
反觀台灣律師二試,800 分的核心科目全為開放式申論題,每年由不同教授輪流出題、批改。考選部雖設有「差距過大時找第三人重閱」的雙閱制,但只能抓出單一老師的極端給分。
一旦某年考題偏怪,或整組委員都習慣把及格邊緣打在 40~45 分,全體考生的「原始分數(Raw Score)」就會集體下探。在沒有標準分轉換的情況下,考題難度與閱卷鬆緊的浮動風險,就全數轉嫁由考生承擔。
這三年間,落榜考生組成了自救會走上街頭,到考選部與立法院陳情,質疑「拿 399 分的人就沒有法律專業,拿 400 分的人就有專業?」立法委員也在公聽會上引述相關研究質疑,在申論題難度無法精確控制前,以絕對分數作為決斷標準欠缺測驗信效度。
多位落榜考生更集體提起行政訴訟,控告考選部突襲修法違反信賴保護與比例原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 年度訴字第 1236 號判決)與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733 號判決最後雖認定考試方法的決定涉及考選專業判斷,屬法院應予適度尊重的考試權核心領域,判考生敗訴定讞,但連年的抗議、質詢與監察院調查,已讓考選機關與法學界承受極大壓力。
2021 年大逆轉:及格門檻怎麼在一夕之間失效?
2021 年(民國 110 年)底舉行的律師二試,因為新冠疫情延後到 2022 年初才放榜。榜單公布那天,錄取結果出現急劇轉折:該屆及格人數直接從前一年的 650 人跳升到 940 人,而且考選部正式公告,當年沒有任何一位排進前 33% 的考生因為 400 分門檻落榜。
法規條文未改,淘汰人數卻在兩年內歸零。考選部並未承認放寬評分,但當 400 分成為紅線後,考生與閱卷端都調整了應對方式。
考生防守策略是漸進適應,而閱卷端心態的轉變,則是解釋淘汰人數在 2021 年突然歸零的關鍵假說。這場轉變可從三個層面觀察:
1. 考生與補習班的防禦策略(拉高核心科目基本盤)
在 2018 年以前,不少考生採取「單科突破」策略:花大量時間把智慧財產法、勞動社會法等「選試科目」衝到 60、70 分以上,用來彌補商事法或公法等弱科的低分。
400 分門檻上路後,選試科目考再高都救不了核心科目的不及格。經過兩三年的淘汰洗禮,考生與國考補習班演化出高度標準化的防守策略:
- 放棄偏重單科,重兵死守四大核心:考生把 90% 以上的讀書時間壓在憲行、民訴、刑訴與商事法基本盤,選試科目只求不輸人。
- 普及「防禦型答題範本」:補習班訓練考生一套求穩的寫法——「爭點標籤化、多說並陳、管見結論」,也就是先點出題目在爭論哪個法律問題、把學界與實務界的正反見解都列出來,最後再寫一段自己的折衷結論。就算在考場上遇到完全沒看過的冷門考點,考生也能順著這套結構寫滿固定篇幅,拿到閱卷老師的基本分,大幅減少單科崩盤的低分。
2. 評分通膨與防禦性給分(解釋淘汰歸零的主要假說)
然而,補習班與考生的策略調整早在 2019 至 2020 年就已展開,卻未能阻止 2020 年仍有約 300 人遭淘汰,這顯示單靠考生端的調整,無法獨力跨過逐年浮動的評分尺規。2021 年淘汰人數能夠直接歸零,從既有線索推論,最關鍵的變數在於:閱卷教授的心態轉變了。
台灣法學界圈子不大,2018 至 2020 年間被 400 分刷掉的數百名考生裡,不乏頂尖大學法研所的高材生,甚至就是閱卷教授自己在學校帶的助教或指導學生。當考生連年抗議「殺手老師給分太狠導致整組考生滅頂」、監察院介入調查、行政訴訟不斷時,閱卷教授在評分時也背負著決定考生命運的沉重壓力。
由此推論,2021 年前後,命題與閱卷端出現了關鍵的自我修正:出題委員避開容易讓考生集體陣亡的偏怪題,回歸傳統主流爭點;閱卷委員之間也逐漸形成「防禦性給分」的默契——只要考卷架構完整、爭點有交代,就盡量給在及格線(50 分)以上,例如把過去習慣打 42~45 分的考卷,普遍微調到 50~55 分。
在滿分 800 分的申論題裡,只要每位閱卷老師平均手鬆 5%,全體考生的核心科目總分就會集體上浮 40 分。這股「給分通膨(Grade Inflation)」直接把原本卡在 380~395 分邊緣的考生一舉推過 400 分大關,也最能合理解釋為什麼 2021 年會突然出現「0 人被刷」的逆轉。
3. 為何不乾脆廢除?各取所需的官僚平衡點
既然 2021 年後門檻實質歸零,為什麼考選部既不收緊給分,也不乾脆廢除 400 分規定?從官僚政治的角度推論,現狀其實是讓各方都能下台的平衡點:
- 對全國律師聯合會與資深律師:考選部可以交代「法規裡的 400 分門檻並沒有廢除,政府依然為核心法學品質守住底線」。
- 對法學院學生與立法院:每年錄取人數重回 900 人以上,不再有數百名排進前 33% 的考生含冤落榜,街頭抗爭與大規模訴訟自然平息。
- 對考選與司法機關:最高行政法院已經判決 400 分門檻合憲合法,行政機關的裁量尊嚴得以保全。
在這套默契下,400 分門檻從原本實質篩選的淘汰機制,退化為一道「掛在牆上讓管制派安心、實際上只防範極端低分」的象徵性防線。
後端考試設卡的極限,以及未來兩條路
回頭看台灣律師考試半世紀以來的演變,從戒嚴時期每年只錄取個位數到數十人的特許年代,到 1989 年解嚴後首度大幅放寬錄取率,再到 2011 年的二試 33% 改革,每次放寬錄取名額,背後都是台灣民主化與工商發展對法律人才的實質需求;而每次試圖收緊名額,則是既有執業群體面對市場競爭的保護反撲。
這場制度實驗顯示:在大學法律系招生缺乏源頭總量管制的前提下,光靠後端考試中沒有等化技術的主觀申論分數門檻,無法長期抵擋考生與評分生態的自我調適。
往後看,台灣的律師考選制度大致只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也是目前最可能延續的劇本,就是維持「儀式化共存」——法規繼續保留 400 分門檻,但命題與閱卷維持溫和常態,讓每年錄取人數穩定維持在 900 人以上。
第二條路,如果法律界真的想解決人才供需與素質問題,戰場就不在二試的那 400 分,而在於司法院與考選部研議多年的「法律專業人員資格考多合一(法官、檢察官、律師考選整合)」,以及教育部對大學法律系所的源頭評鑑與減招。